我住进锦江宾馆二楼客房后，终于发现，关在这楼上的不只我一个，从我的房门一晃走过去的人中，我发现了很多熟人，大概都是标准的走资派。不准我们打招呼，不准我们出门，也不向我们宣布什么，把我们到底当一种什么身份的人呢？对我们如何发落呢？
关了几天，我发觉了，住在这里的走资派大概都是案情重大的人，正在轮流地被揪出去批判斗争。我说的是揪出去，不是请出去，不是叫出去，不是带出去，甚至也不是提出去，真正地是几条汉子进门去，不由分说，揪住手膀子，就往外拖，稍微表示异议，还要辅之以拳脚和恶言。我是从揪我对面房间里的房客时亲眼得见的。
有一天早上，在走道里听到杂沓的脚步声，走到我的房门外停下了，我想这回大概轮到我了。不是，是来揪我对面房间的人的。只见得几条汉子，其中好像还有系着什么红袖套的人，走进房间把那人双臂揪住，就向房门外拖。那个人大概说了什么表示抗议的话，便听到一个大汉在骂：“你这个小爬虫！”把他拖起出了房门，往走道那头走去了。我从报纸上看到，现在正在抓小爬虫，我不知道小爬虫是什么东西，现在我知道了，我的对面房里就有一条，他们是来抓小爬虫的。但是我仍然不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能和爬虫联系在一起。过了两个钟头，那条“小爬虫”被拖回来了，看样子已经整治得软粑粑的了，如果不是有两条汉子把他揪着拖进房间里去，他大概只能像爬虫一样爬进房间里去了。原来他是才去上了批判斗争会回来。
我想，住在这楼上的人，大概是难免要被拖进拖出的。我也得有这样的准备。
又有一天，几条汉子的杂沓脚步声在走道里响着过来了，我，其他住在这走道两边客房里的人恐怕和我也一样，正在揣度着轮到自己被揪了。从我的房门走过去了，没有进我的房间里来。大概是进入到我的斜对面哪一间房间里去了。不一会，就听到从那房间里传来吵闹的声音。其中声音最高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从这声音里马上听出来，这是郑某的声音，她是我们省委书记的夫人，省妇联的主席。她在大声地抗议，拒绝出去。我和这位女同志比较熟，她是一个秉性耿直，性格刚烈的女人，我知道她是会被那几条汉子狠狠“修理”和“纠正”一番的了。
不觉有一股无名怒火要从我的胸中爆发出来，这成什么话？然而我到底还是已经在无数次的批判斗争会中得到了锻炼，也体会到中国那句谚语，“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按住自己内心的火气，背着门狠狠地在窗台上擂了一拳头。
又有一天早上，在走道里又出现杂沓的脚步声，走到我的房间门口停下了，而且走了进来。我想，在劫难逃，这一回是轮到我了。我心里坦然，让他们揪走就是。我愿意很好地配合他们的揪斗，一切满足他们的要求。说我是十恶不赦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都行。只是不承认我是叛徒、间谍之类的诬蔑。他们进门来了，却没有动手揪我，只是很平淡地对我说：“搬家。”
原来他们今天是来叫我搬家。“搬家”这个词语，在地下党的字典里，就是把狱底坐穿，坐到生命的尽头，该要“出去”了。我的案子远还没有结，也没有对我进行审判和宣判，不会是弄去服刑吧？我问：“搬哪里去？”他们说：“你别管，跟我们走。”
不愿意告诉我，走就走吧，这有什么了不起？最多是上杀场吧。我收拾一下东西，提起就跟他们走出房门，走过走道，但不是下楼出门，却是叫我跟他们上楼梯，到了六楼，进另外一间客房，说：“今后你就住在这里。”
他们走了，我环顾一下，同样好的客房，为什么要叫我搬到这里来呢？我用不着想这些事了，既来之，则安之。一切都没有变，还是那个伙房师傅送饭。不同的是那个看管我们的自称是班长的青年战士，我一住下，他便来向我传达种种的约束，不准这样，不准那样。这些进来时都已听过了。不过他自己加了一条，不准我趴在窗口往外边看。得令。后来他还比较频繁地进房间来光顾我，看我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除了看报纸，还是看报纸。最多是更多地躺在沙发上沉思冥想。
后来我无意中从送饭的师傅的埋怨里，才得知他们把我搬到六楼来，是怕我逃跑。他说：“听说你从二楼跳楼逃走过，你被关在二楼，他们看你天天在窗口东看西看，所以把你搬到六楼来。这里跳下去，那是死路一条哟。”
原来是他们了解到，我曾经从电讯工程学院教学大楼二楼跳楼逃跑过，看我常常在窗口张望，便以为我又在图谋不轨，于是把我搬到六楼来。那送饭师傅劝我不要想在六楼跳楼，那是死路一条，自然是一番好意。我苦笑一下，没有说什么。我为什么要去寻死呢？
我旧性不改，还常常到窗口看外面的风光。对面就是大礼堂，许多批判会大概就在那里进行，我常看到在开会，听得到又喊又叫的声音。还看到时常有成群的小车开进开出，那自然是革命首长们在忙着革命了。那个看管我的班长警告我几次，我还是旧性不改，倒不是对那令人胆战心惊的批判会有兴趣，而是那窗外明净的天，悠然的浮云，自由的飞鸟和葱茏的绿树丛，对我更有吸引力。那是我汲取生活勇气的所在。
我的眼镜脚断了，用一根线拴起来还是断了，我请那位班长转报他们上级，通知我家里把我的另外一副眼镜送来。那班长看一下，说：“这个容易，我拿到外面配上一条腿就行了。”我很感激他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拿去的第二天就拿回配好的眼镜，问要多少钱，他说三块钱。我知道物价再涨没有涨得那么快，一条眼镜脚，三块钱是高一点，但是我不说话，马上取十块钱给他，请他找回。可是他拿去后，再也不见他找七元钱给我，我也不好催问。从此他再也没有提起。我不信他吃我的黑钱，大概是忘记了吧。从此以后，他就常常来问我，有什么需要买的东西没有，他一定给我办到。有时又给我诉他们农村的苦况，那意思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我再也不敢托他买东西，更不敢帮助他解决家庭的困难，虽然我看这青年还纯正。我倒不是为了几个小钱，而是如果被他的上级发现了，走资派腐蚀解放军的罪名我担不起。
我在这个高级宾馆里做了快半年的高级囚徒，除开他们专案组来人和我核对一些材料外，再也没有人来把我揪出去批斗，大概是我早已被批得体无完肤，批倒批臭，引不起革命群众的兴趣了。在核对材料时，我发现他们手里拿着的材料，有的就是我在被红卫兵俘虏时写的材料，可见他们本来是互通声气的，说不定我的无端被俘，就是他们串通起来，一定要在我的身上找出叛徒的证据而搞的花样。
我的材料就那么多，翻来覆去地审查，还是没有叛徒的踪影。关在这里快半年了，看他们怎么收场，抓人容易放人难呢。
收场的时候来了，不是放了我，而是把我投入他们设在昭觉寺的文明监狱里去。有一天，那个班长早早来给我通气，说：“你们又要搬家了。”果然那天上午，有革委的干部来叫我们收拾行李，也不说干什么，只叫我们自己拿起行李到楼下去上车。我收拾一下提起行李下楼，已经看到一位老人正在努力从大卡车后头爬上车去。我一看，这不就是赫赫有名的志愿军司令员、因为牵进彭德怀的案子而贬到四川来当副省长的邓华将军吗？我是认识的，我扶了他一下，上了车。他好像自知罪孽深重，习惯地低着头，不和我打招呼，虽然他是认识我的。
卡车直开进昭觉寺，一个小院门口，叫我们下车。我们又到了一个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