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省革筹的人拉上卡车，直向成都北门外开去，进了昭觉寺。我不明白把我拉到这个古庙里来干什么。卡车在昭觉寺里一个小院门前停下，我们下了车。举眼一看，是一座很幽静的小院。院里花草芜乱，古木葱茏。小院后是一大片荒草地，有几座颓倒的僧塔，塔石没于荒草，显得有几分苍凉。荒草地后是一溜高墙，墙外是一丛丛摇曳的翠竹。墙根新修了一个厕所。连着这个小院的还有两个小院，有门相隔，无法窥见内里，大概和这个小院差不多的样子。小院里上下房都被隔成一间一间的小房，有一堵窗子和一个紧锁着的门。一眼看去，就知道我们将要在那些小房里打发我们没有尽头的时光了。
我一进小院，就看到每一间房的门板上用粉笔写着一个姓名，各人对号入住。使我惊异的是，在上房的几间房间的门板上，竟写着我们西南局和省委的第一书记和别的书记的名字。难道他们也要屈尊住到这些小房里来吗？难道我也有资格和他们所谓大走资派们住在一起吗？这可是抬举我了，然而这也叫我不胜惶恐。这不说明别的，只是说明我的案情重大。不过我却不在乎这个，反倒有一种恶劣的心理。他们那么严厉地把我抓起来，当作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几欲置我于死无葬身之地。曾几何时，他们却要搬来和我这个反革命分子住在一个小院里，说不定还得在一个院子里放风，一个盆里舀饭吃了。这一回我们算是狭路相逢了。前生岂有冤孽债，世事无凭多若此，才嫌纱帽小，已看杠锁长。
但是使我惊异的是，我却被引到一位写着一位书记名字的房门口，门被打开，叫我住进去。我说：“这上面没有写着我的名字，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带我来的人说：“没有错，你就住这里。”说罢用手把门板上写的名字擦掉，可也没有再写上我的名字。
我说：“那上面不是写着一位书记的名字吗？”
他解释说：“他们的案子归‘中央文革’管，弄到北京去了。”
原来是这样。我便心安理得地住进这间上房。不过举眼一看，心里还是有点惴惴不安。我发现有的省委书记，还有我们的部长，却住在两边更为阴暗和矮小的厢房里呢。过了不两天，我就看出来，他们可能是临时决定，不把我投入真正的反革命分子的大牢里去，而把我弄来和这些大走资派们关在一起的，所以这里一时还没有我的栖身之地，只得临时把我安置进这“高级”囚房里。所以过了两天，就把我搬到一幢荒草地边的一排房子里去了。
这是把一个破庙小殿匆匆改建而成的两排背靠背的牢房。房间更小，更阴暗潮湿。原来在等级森严的时代里，坐牢也是要分等级的。和我住在这一排的大概和我都差不多的等级吧。其中就有老朋友沙汀和艾芜。不过也怪，作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邓华将军，也和我住在这一排，隔我几间房。
这样我才真的心安理得了。而且最使我满意的是，我住的这一排向北面对荒草地，比较开阔，比憋在那密封的小院里好多了。我搬进这间小房，安顿好以后，一位看守的解放军战士，把门拉上，一把小锁锁住了。听到那“叭”的一声，我心里有说不出的不痛快，真把我们当犯人看待了吗？
怎么不是？过一会，一位解放军军官来了，打开锁开门进来，第一句话就是：“站起来。”
我心里不愉快，但是只好站起来。
他不无有几分严厉的神色说：“告诉你，这里是监狱。到这里来了，就得按这里的规矩办。”
这句话令我惊异，也十分反感。怎么，我们忽然就坐了监了？我是公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经过什么审判和判决，该我坐监的？我没有经过起诉和审判，我也没有收到任何法院的判决书，怎么就宣布我是坐牢呢？然而我失了自由，被抓回成都，关在锦江宾馆，现在又被弄到这里来关进小房里，被锁上门，这不是坐牢又是什么呢？专案组的人对我说的是“监护”，他们发明了多么漂亮的一个名词，为保护你而监禁你。然而他们对待我们的一切做法，实质上都是当犯人看待，不是坐牢是什么？这个大概不过是一个排长的看守管理人员，来分明对我说出事情的实质，他倒是实事求是的。我生什么气？我沉默了。
他似乎并不管我是什么情绪，只管照章说话。他又说：“这里的规矩，说话要站起来。每天要面向最高统帅的像，早请示，晚汇报。你们是有罪之人，要向毛主席请罪。”
他这么一说，我才发现，在小房间的墙上的确挂得有一张毛主席的像，像的下面当然印着四个“伟大”。我几乎要冷笑起来。怎么叫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跟我们一块来坐监呢？从这一点看来，似乎这里又不是监狱。至少从他们的领导口中听起来，这里不是监狱。但是这里不是监狱，胜似监狱。“**”就这么怪。
他还对我宣布了许多条的规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要办什么事情，都必须先向在我们窗口外游动的解放军战士喊“报告”，经过他的允许，才能活动。当然，无论是上厕所，打水，打饭，实际上不经过他的允许，把门打开，我们是不能出去活动的。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每天大便小便、打开水、洗脸洗脚、打饭，总有许多次，于是一院子里，这里那里，“报告”之声不绝于耳，成为一个奇闻。所以作家沙汀有一首诗里就有“报告声里又一年”之句。我的诗里也有“念经打坐勤修炼，报告声里度流年”之句。
还有一条规矩，是一进来便要严格执行的，就是交出一切可以用来自杀的工具，首先就是带子。皮带是第一个目标，鞋带是第二个目标，捆扎行李的绳子自然更不用说了。凡是其长度超过自己颈项周围、可以叫作带子的东西，全都要被收去。鞋带被收去了，只是走路不方便，还可以慢慢走，裤腰带被收走了，裤子要往下掉，总不能成天提起裤子过日子吧？我正犯愁，他们给我一条不足一尺长的鸡肠带，叫我把裤腰前面两个袢儿用这条鸡肠带系起来，裤子就没有掉下之虞了。妙！这真是监狱里一个小发明，虽然不能申请专利，也真够表扬他们的聪明了。所以沙汀曾说，他出狱后要写一本书，书名叫作《没有裤腰带的人》。可惜他后来终于没有写成。
收去带子还不够，还怕我们用刀子自裁，所以刀子剪子都在没收之列。连刮胡刀片也不准保留。那么刮胡子怎么办？有办法，把刮胡刀放在房门个的腰窗上，你要刮胡子可以喊报告，让你出门取用，但必须在他的监看之下刮胡子。至于足以致人于死命的木槌、铁块、石头，都不准放在我们屋里。连服用安眠药也必须在看守亲临之下，看你确实吞下去了才离开。这真是万无一失了。可是后来有一位犯人，就是我们西南局的“第一夫人”，还是用安眠药自杀了。她每次服药时，把安眠药丢到嘴里的舌头下，等监视的看守走后，偷偷吐出来，终于在积存到足够致死的数量时，一次服下，到底自杀成功。她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作了多么大的努力，才自杀成功的呀！通常大家说，死是容易的，然而在这里，大家却说，要死也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