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对把我们视同他们的敌人的人，实行欺诈，是莫奈何的，甚至是必要的。这好像又是在实行“**”中很流行的一种人生哲学，也就是北京那位次高统帅的次高指示：“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我在昭觉之狱中，用欺骗的办法，搞地下写作，竟然在几年之中，写出了五十多万字的作品。
在昭觉监狱里，有一个优异的条件，那就是无休止地提供稿笺和墨水。我本有钢笔在身，这就凑齐了。笔杆子，这就是一生伴我的武器，但也是给我一生带来灾难的祸星。然而即便使给我带来灾难，要我放下我选定的武器，是不可能的，即使在这样不自由的监狱里。
在这个监狱里，可能和其他的监狱有所不同。在造反派和那个革委会的人看来，关进这里来的，都是罪孽深重，有许多罪行是必须交代清楚的。还有，我们这些都有几十年革命斗争经历的人，自然和各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审查别的人时，必然要来找我们这些或为战友，或为同事，或为上下级，甚至或为敌人的有关系的人，调查材料。一回不行，来两回。两回不行，来三回，没完没了地来叫写材料。因此省革委就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稿笺和墨水。且给我们充足的时间，让我们写自己的交代材料，和写外调的证明材料。每一个人都是一摞摞的材料交了出去。
我因为解放前做过党的地下工作，而且在全国许多地方做过，在革委会和那些造反派看来，凡是做过地下工作的都是可疑的。何况据说四川地下党特别复杂呢。在延安整风时，康生就一口咬定说四川地下党是“红旗党”，叛徒特务如麻，对到延安去的四川地下党实行过“抢救”运动，冤枉了好多人，也有自杀身死的，包括四川地下党的领导人周凤平。“**”开始不久，“亲爱的江青同志”也说过，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叛徒多如牛毛。而我偏又是四川地下党领导人之一，外间早已传言，四川有一个以我为首的叛徒集团。因此，我虽然写过不知多少次的交代，还认为不老实，没有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进这里以后，给我规定的首要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写交代材料。因为各地的地下党都在挨整，而这些人差不多和我都有些关系，自然就要来找我写证明材料。于是这里对我供应稿笺特别优待，一大摞一大摞地拿来。而且给我充分的时间，让我趴在那里写，写，没完没了地写。那几年几乎主要的活路就是写材料，我也说不清写了多少份材料了。
写材料当然是枯燥无味的事，要进行回忆，把几十年前的事情写清楚，又是很伤脑筋的事。但是有一点，却叫我因而得益。解放以后，我的工作一直很忙，做地下党时代的往事，早已深埋进我的记忆的底层，有的已经淡忘了。这一回可好，逼得我不得不把脑子里的记忆装置翻一个个儿，几十年前的往事，都一件件地翻腾出来，于是那个时候的许多人和事，都历历在目了。特别是那时和我一起战斗的许多同志，都显现在我的眼前，和我说笑，栩栩如生。更特别的是那些已经牺牲了的同志、朋友、亲人，常常在我的梦中来拜访我，和我有说有笑。有的就直接责备我，说我在解放后，虽然写过一些作品，让一些地下党的同志，重新在大家的心中活了起来，可是这远远不够，还有许多同志没有让他们活起来，他们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没有写出来。他们在我的梦中呼吁，他们也有生存的权利。
是的，我有责任，我有义务，让他们在我的作品中活起来。从那以后，过去的斗争生活，便不断地在我的眼前显现出来。我分明听到许多老战友在责备我：“他们如此攻击诬蔑我们地下党，你为什么不用文学的形式，把我们在南方局的领导下进行的英勇斗争，显示出来？”的确，我是应该写的，即使在这个监狱里。我正在想如何来写，正在结构一个故事时，晚上在我的梦中，便有许多的老战友和烈士，跳到我的眼前来，自告奋勇地推荐自己，说他可以在我的小说中充当什么角色。
我记得有一回，我被拉出去上什么单位的批判会（那时随时有这样被拉出去挨批判斗争的机会），我被两个大汉像提小鸡似地提到台上去。在台口被按下头，然后扬起双手，做成标准的“喷气式”后，就轮到听那些人一个一个上台来念他们的批判稿了。但是我一点也没有听进去，倒忽然在我的面前出现我昨晚上想过的一件往事中的人物，他们在我的面前和我有说有笑，和我研究起他们如何扮演他们的角儿了。我不觉笑了起来。忽然，一个拳头，重重地落到我的头上来，马上听到有人在叫：“哼，在批判你，你还敢笑呢！”于是我终于被打翻在地了。我那梦中的战友们一个也不见了。这才冤枉呢，我何尝是在笑他们批判专家们的批判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热情激发起来了，我怎么能不写？但是真要写，却又顾虑重重，我在这里到底还是一个待罪之人，我为鱼肉，人为刀俎的局面没有改变，我的作品早已被批判得臭不可闻，如果他们发现我竟然还在写作品，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岂不要说我坚持反动，和革命派对着干吗？说不定又要掀起一场大风波，把我重新拿出去批判，定为现行反革命，送到“四大监”里关起来了。
我犹豫了很久，但是那些老战友，特别是那些烈士，来到我的梦中，催促我，责备我：“干革命死都不怕，还怕那些跳梁小丑吗？”对，我的革命勇气哪里去了？写，最多把我已经戴在头上的反革命帽子再加一顶。当然，我也不能开顶风船，我要和他们玩欺诈，用写材料的名义来掩护我的写作。那些天天和我打交道的看守战士，看来都没有什么文化，有的大概近于文盲。我可以放心地用写材料的纸张来写作品。就是那比较有文化、来收取材料的干部来了，我就拿写着的材料让他看，他们万万想不到我在写文章。
就这么办，在两年之内，我竟然写了五十几万字的作品和文章。其中我在写材料时，回忆起过去和大家做地下革命工作时的许多情况，我索性趁时间把我们地下党的工作进行总结，写了一本《白区地下党工作初步总结》，约十六万字。后来我带出来，作了修改，交给省党史办，他们认为这样的书还没有见过，很有价值，于是改名为《在地下》出版了。另外我写了一些小说初稿，大概有三四十万字，我后来带了出来。“文革”过后，文艺的春天到来了，文学杂志和出版社向我约稿，我就抽出一些改写成小说，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后来我又在这些素材的基础上，写出了几本长篇小说。从这一点说来，我倒要感谢昭觉之狱，关在那里，没有外部的干扰，又因为逼着写材料，把我早已沉积在我的记忆底层的过去年代的人和事，重新翻腾出来，让我想起许多创作素材来。没有这些素材，我不可能写出几部作品。况且在我平反后，又担负起繁重的工作，要是从头写起，那恐怕不可能连续出版两百万字的长篇的。这便算是十年“**”，我受尽屈辱后获得的意外收获吧。
另外，我趁天天读《毛主席诗词》的机会，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做了研究，根据写的阅读笔记，我在那里面写了一本《毛泽东诗词赏析》的书，稿本还压在我的书柜里，因为是按“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来写的，已经没有修改的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