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关在昭觉寺监狱里，不知写了多少这里那里来索要的证明材料。我作为地下党的负责人，要对现在正陷于困境的同志们的政治生命负责。许多的情况，我要不出来证明，他们就要无法找到更有权威性的证明，不得翻身了。我写的材料是认真的，负责的。虽然有的单位因为我写的材料，不能满足他们想把一个党员打成叛徒的愿望，一再来纠缠我，我仍然只能实事求是地写。因此，常常和那些来找我调查的革命家们发生矛盾，以致发生冲突。
有的外调组到这里来找我写材料或者核对材料，比较客气，我也以礼相待，并且尽我所知，不厌其烦地不特把所调查的同志的情况说清楚，还把和他有关的某一件事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介绍清楚，便于他们进行分析判断。谈完以后，他们都要给我看一看记录，以免记错。只要我在记录上签一个名，以示负责，而不像有的调查组那样一定要我在记录上按手印。
有的调查组来找我作调查，却不是这样，他们以为关在这里面的自然是犯人，是反革命，他们怀着阶级仇恨的样子，居高临下，目空一切，说起话来，咋咋呼呼。对于那时的情况一无所知，却不懂装懂，主观臆断，硬要我提供合于他们主观愿望的材料。最可笑是一坐下来，便拿出那本红宝书来，打开来念几段“语录”，叽叽咕咕，煞有介事。有的是为了自己壮胆，如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之类。有的则是为了震慑我的，比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之类。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把我慑服，就能照他们需要的内容提供材料。他们不知道我这个人就是不大信邪，不买他们的账。甚至我只就他们那种不着要点的提问作答，不多说一句话，我明明可以给他们提供查找证明的线索，我也不想说了，让他们自己去摸索，去走冤枉的黑路吧。至于他们想在证明材料的末尾，要我在他们带来的印泥盒里用手指沾点印泥，按上手指印，我就是不干。我说我已经负责地签了名，为什么要我按犯人按的手指印？这是证明材料，不是犯人的口供。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他们还想用高压办法，吹胡子瞪眼拍桌子，我还是不理会，我看你们敢像在外边那样对我动脚动手起来？最后还是这里的监管领导人出来，劝他们不要这么干。他们只好悻悻而去。
但是有一回来了几个从北京来做外调的人，却和我发生尖锐的冲突。
有一天上午，我正在我那回旋无地的斗室里作转身活动，忽然那个值班看守在窗口叫：“马识途，出来。”接着听到开锁的声音，门打开了，一片光明突然涌入我的斗室，几乎叫我睁不开眼，看不清楚。虽然同样是叫“出来”两个字，我却是常常要从他们叫那两个字的声音高低、大小和坚硬程度，来猜想这次出去将要面临什么命运。如果猜想是叫出去上外边的什么斗争会，那就要事先作一些应变的物质准备。比如把那件棉坎肩穿在里面，棉花的弹性可以减轻我的肩背在遭受“触及皮肤”时的痛楚。又比如把家里趁送衣服时偷偷夹带送来的护膝套在膝盖上，以免在强迫跪下认罪时，那坚硬的水泥地以致有时碰到特别优待的碎瓦片不会给我的膝头带来创伤。
今天这位对我老看不顺眼的看守，发出颇有力度的叫声，这次出去是干什么？
我想作点应变措施，他却不容我迟疑，马上要我跟着他出去。我只得跟他走了。我们走在那院子里的大树下，我猛然发现，那大墙边一片青翠的竹林，掩映着深秋大树上的飘飘红叶，真够美的，这样美好的世界，是值得为它而活下去的。
“走快点。”手里提着二十响手枪的看守在催促我，我只得放弃看风景的雅兴，跟他走到一间陌生的大房间门口。我一眼看到门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提审室”三个字。这是什么地方？我皱眉头了。
往常叫我出来，都说是外面来人向我作“外调”来了，怎么今天却把我叫到这间我过去从未来过的什么“提审室”里来呢？“提审”，我准确无误的理解是对犯人进行审问的。怎么，今天他们要把我当成犯人来进行审问吗？我什么时候变成犯人了呢？我没有经过任何法庭的判决，怎么就把我当作犯人了？我对这间屋子贴的“提审室”三个字，反感透了。
“喊报告。”看守催促我。这间屋子的门明明是开着的，他却要我喊报告。在这里，喊报告本来已经成为习惯，可是今天我却不想喊。
“喊报告。”看守又催我。
我还是不作声。
门里走出一个人来。我举眼望去，看到门里的摆设一副公堂审犯人的架势。一张大桌子放在上头，桌子后边坐着两个故意装得很威严的人。自然是穿的当时流行的没有领章的绿军装，只是没有佩带上红卫兵的袖套，也没有拿着红卫兵的随身武器——带铜头的皮带。在桌子一侧，坐着一个准备作记录的人，那当然是公堂上的“书记官”了。向我走来的这个人是什么角色，我不知道。他走到我的面前，劈头就是一句：“为什么不喊报告？”
“门已经开了，我还喊报告做什么？”我也有气呢。我是有意地对他这么说的。
“你！”他想发作。但是坐在上首的小首长开口了：“叫他进来坐下吧。”
他们让我进去，叫我坐在下边一个小凳上，的确是问案子的架势。
上首那个小首长模样的人发话问我，一派官腔：“你叫什么名字？年龄，籍贯，原来是干什么的？”
我听了很不高兴。你不知道我姓甚名谁，叫我来干什么。我一句顶回去：“不知道我是谁，叫我来干啥？”
“这是提审犯人的规矩，你不懂吗？”第二个提审员说。
他们的确是名正言顺的样子把我当作犯人来审问了。我窝着一肚子火，却不发作，我想先问个明白。我说：“过去我出来一直是来回答外调人员的提问的。你们今天来找我，不是来做外调的吗？”
上首的人说：“我们是作外调的。我们来提审你，要你老实交代问题。”
我弄明白了，我就有说的了，我说“我不是犯人：你们为什么提审我？”
“你住在这里面，怎么不是犯人？”第二个人说。
我说：“我不是犯人，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法庭接受过审判，也没有任何判决书告诉我是犯人。到这里面来，也从来没有人说我是犯人。我现在仍然是党员，没有哪里宣布开除我的党籍，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是犯人呢？”
那个第二号笑起来，大概以为我这个人这么迂，抓到这里关起来了，完全丧失了自由，还不承认是犯人。很有趣的。
其实我何尝迂？我们的确是被抓起来关在这个没有挂牌子的监狱里了。一切都当犯人看待，初进来时那个管理员也向我说过：“这是监狱”。但是这里的领导对我们讲话，从来没有一次讲过这里是监狱。他只是说奉省革委之命，对我们实行监护，为的是接受专案组的政治审查，等到做出了结论，就可以放我们出去。这就和机关里常用的“隔离审查”，是一个意思了。这就是说，省革委明明把我们投入这个文明监狱里来，却绝不说是坐牢，而是监护。只要他们一天不敢公开说我们是在坐牢，而是要保护我们，接受审查。我就可以抓住他们这块“监护”的遮羞布，不承认我是犯人，因而可以拒绝外面来做外调的人把我当犯人来提审。
我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犯人，我不承认你们有资格可以提审我，因此我拒绝回答你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如果你们是来外调的，那么就按外调的规矩办事，我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
那个充作书记官的人，在一旁颇为生气，站了起来，走到我的身边，大有施出他的拳脚来的样子。笑话，我还吃你这一套吗？我看你敢对我动手！我处之泰然，不说一句话。
那第二号也怒不可遏的样子，“啪”的一声，把桌面子作为他发泄的对象，打了桌子一巴掌。说：“你被关进这里，还这么猖狂。我看还没有把你斗争够。把你拉出去，开十万人的批斗大会，一个人给你吐一口唾沫，就把你淹得死了。”
他以为用把我拉出去批斗，就可以慑服我。我还是不吃那一套，大声地说：“你们出来搞外调的人有本事，就去请省革委批准开我的批判会吧。十万人的大会，我见过了。”我是量定他们几个搞外调的人，没有什么资格向省革委申请把我拉出去批斗的。那个第一号似乎明白说这样的大话，是镇不住我这个老资格的走资派的，他自己下台阶了，说：“你这样地顽抗，对你是没有好处的。”
我回了他一句：“我没有想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
局面便这么僵住了。
这时，我们这里面的总管团长来了，他大概已经听到我们在吵架。他过去就知道我和外调的人顶过几回杠子，我的脾气不好，他来调解来了。外调的第一号趋前去和团长说了几句什么，团长也对他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团长走过来对我说“你怎么老是这么不冷静？不要吵嘛，他们是来向你作外调的，他们提出什么问题，你如实回答就是了。”
我说：“他们硬说我是犯人，是来提审我的，我什么时候变成犯人了？”
团长当然很明白，这里是不能公开说我们是犯人的，只是监护审查。他对来人说：“你们是来外调的，就按外调办事吧。”
这几个外调者大概以为他们是大有来头的，他们来调查的人又是有重大嫌疑的人，以为摆出这种提审的方式，就可以威逼我说出他们需要的材料吧，结果适得其反。第一号不得不改变口气，缓和地说：“好吧，我们就是来外调的，请你回答我们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吧。”
“你们早这样说，还有什么问题呢？”我说。
于是第一号叫我坐近他们的桌子，开始向我提问题，我也开始回答问题。
但是我偶然发现，那个记录者，还是在《提审纪录》的标题下作记录。我说：“不行，你要还是当作提审纪录来记，我拒绝回答问题。”
第一号告诉记录者：“换一张纸记录吧。”
那个人，“书记官”没有做成，只得乖乖地换一张纸，写上《调查纪录》几个字，我才开始回答问题。
一场外调风波才算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