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来找我调查什么案子呢？他们发问后，我才知道他们的确是大有来头的。他们来调查的是一件“御批”要案。一件据说是长期埋伏在我们党内的国民党大特务的案件。这件案子他们说是经过“中央文革”领导江青批准立案审查的案子。
而这个案子，只有我才说得清楚。
听说“文革”开始不久，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最紧的“中央文革”。突然发现，党的队伍严重不纯。且不说上上下下的各级领导机关，揭发出成千上万的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还发现混进到党内来不知多少叛徒、特务、内奸。首先发现的就是以薄一波为首的六十一个叛徒，混入党和国家高级领导机关，接着更骇人听闻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是叛徒、内奸、工贼。接着各地都揭发出许多骇人听闻的叛徒特务，也都混入党内，担任各种领导职务。要就那些造反派办的“革命”报纸上揭出来的叛徒、特务数量以及他们所窃取的领导岗位来说，的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政权远不止有三分之一不在革命派的手里了。不能不佩服远处于台湾小岛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把这么大量的特务和叛徒埋伏进我们党内和政府里来，进行了十几年的罪恶活动而竟然没有被发现，直到英明的“中央文革”上台领导革命，才纷纷被揭发出来。这不能不说是天下奇观。然而“**”时代，本来是出奇闻、奇事、奇观的伟大时代呀。
我们四川地下党，本来抗战时期在延安整风时，就有被康生进行“抢救”的“光荣”历史，“文革”一开始，甚至“文革”以前，便有四川地下党里叛徒很多的传闻，以致我们西南局的第一把手，不能不为了保持党的纯洁，而决定对地下党员重新进行审查。可是才开始动手，便来了“**”，打乱了原来的部署。不过新上台的“新生红色政权”，比我们的第一把手还要革命一些，于是把在地下党中清查叛徒的神圣责任接过去，担当起来，有些地方的“新生革命政权”竟然发出红头文件，把地下党和国民党、三青团、特务并列起来，下令清查。各地都把地下党员集中起来，说是办学习班，实际是抓起来关上，进行清查，并用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加以帮助。于是文的武的斗争方法都用上，这下可就苦了无辜的地下党员了。我自然是被怀疑为头号叛徒，先被造反派抓捕于前，后又被省革委投入昭觉监狱于后，三拷五审，没完没了。全国各地都在“抓叛”，而我领导过的地下党员又很多，于是到这个监狱里来找我“外调”的人，一批接一批地来。
这次从北京来找我外调的人，就以为他们的来头大，摆出“钦差大臣”的架势，想从我的口里榨出他们需要的材料，查实一个他们认为十拿九稳的潜伏大特务，回去向他们的江青同志汇报，领取头奖。但是客观实际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隔太远，矛盾不能不激化，于是演出上面说的那场闹剧。
他们所要调查的是原来由我们地下党川康特委领导过、长期埋伏在国民党四川省特务机关身居高位的地下党员老黎同志。老黎是抗战初就由南方局安排，利用他的有利条件，混入到国民党的特务机关里去的。他长期埋伏，经过十年的努力，混到特务机关省特务委员会里的情报负责人地位，很巧妙地向我党提供大量机密情报。南方局搬到南京后，把他的组织关系交到川康特委，由我们领导。当时只有特委书记和我这个副书记知道。在1947年的“六一”全国大逮捕前，他就把我们地下党和进步分子二百多个上了黑名单的人名，抄了出来，千方百计地传给我们。由我执行通知疏散。凡是通知到了的，都及时走避，幸免于难。他为党立了大功，这是铁的事实。1948年秋，国民党特务为了更好地控制军队，调他去南京，被派到一个整编师（相当于军）里去当特务头子、新闻室主任，控制部队。当时我们很舍不得他被调离四川，但是他们军令如山，非去不可，不去，老黎就可能暴露，我们只得让他去，但是组织关系还留在我们手里。因为他的调走，我们在特务机关里失去耳目，后来造成1949年初川康特委机关遭到破坏，书记和一批党员被捕牺牲的损失。
他在国民党防守南京的部队里，当我解放大军即将渡江时，他所在的部队自南京溃逃。因为没有得到党的指示，他虽然眼见就要解放了，却只能随军逃窜，很可能逃往台湾，继续作艰苦的地下工作。幸得他们溃逃到杭州附近时，被我解放军包围俘获。他自己庆幸获得解放，然而解放军却以为捉到一个大特务。他在接受审讯时，才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要求报告中央社会部。中央社会部里自然是可以查到他的本名的，并且知道他的组织关系已交到川康特委，于是转由中央组织部找到我的名下。当时我已经到了解放了的武汉，住在华中局组织部。我们就要随二野战军西上解放四川了，我正在找他，因为他才知道四川特务的情况。于是中央命令部队，把他妥善保护，送到北京，然后转到武汉来找到了我。大家都是在风浪中行走的人，一见面有说不出的惊喜。
我们来不及诉说各自的遭遇，忙着准备随解放大军入川。老黎的任务更紧迫，要他马上把他所知道的国民党特务在四川的活动情况，特别是特务在四川可能潜伏的线索写出来，以便大军入川后，可以捉拿特务归案，彻底粉碎敌特潜伏阴谋。他闭门写了好多天，把他所知道的敌特情况，全写出来，交给保卫部门。他即随二野大军入川到重庆，我则把他写的有关成都方面的敌特情况，带到西安交给准备南下解放成都的一野领导。后来重庆和成都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门，根据这些材料，真叫按图索骥，对敌人残留在四川的特务，特别是潜伏特务，给以重大的打击。又根据突击审讯所获得的线索，扩大战果，把国民党留下的特务，基本上肃清了。老黎又为党立了一大功。他被任命为西南公安部的办公室主任，后来调到中央公安部公安学院任领导，又随调到青海省任书记的公安部长王昭到了青海，在省府工作。像他这样出生入死地为党工作，立了大功的人，能有什么问题呢？
然而听说“中央文革”的人，从在押特务的检举材料中，发现老黎这个线索，便以为捉到一条大鱼，报到江青那里。江青以为，这还得了。王昭长期包庇了一个国民党的大特务！这可是一个大发现，证明身为公安部长的王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走资派。于是立了专案，进行审查。结果老黎受到了特别严酷的斗争，是可以想到的。老黎怎么说明当时情况，也得不到相信，文斗武斗，更加残酷，而且还累及王昭，受到严厉的批判斗争，促进他的死亡。这是后来我见到老黎时，他告诉我的。
老黎碰到的麻烦是，除了我外，他说不出第二个证明人来，中央社会部的全部档案早已封锁，不准查档。而我当时也正被怀疑为叛徒和国际间谍，接受审查，自然是不足可信的人。但是他们要结这个案子，不找到可靠的证明，是不行的。所以他的专案组出于无奈，只得派人来找我外调。他们来，自然是想从我这里获得老黎是大特务的“口供”。然而再三问我，我只能实事求是地说出当时的真相，实在难以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自然就恼火了，对我发脾气，毫无效果。于是使出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一面威胁我说我这样顽固不化，只能自取灭亡，必将对我重判；一面又鼓励我“立功赎罪”，争取自新之路。
他们简直把我当作犯人看待，我也火了。我说：“我不是犯人，我有什么必要自新？我有什么罪可赎的？”
那个第二号也生气地说：“你不老实交代，就是有罪，就是死路一条。”
我说：“我说的都是真话，你们不相信，要我说假话，那是办不到的。这个矛盾是你们自己造成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你们自己才能解决。”
他有几分讽刺意味地说：“你自己说是说的真话，一个叛徒为一个特务证明，都说是说的真话，我们到底相信哪一个好呢？”
他这一句话可把我气坏了，我反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是叛徒？你从哪里看到我是叛徒的结论？你得把话说清楚。既然你认为我是叛徒，说的话不可信，你还来找我外调干什么？那么我不再回答你们的提问了。”
于是我沉默不语，他们知道不能再以提审犯人的强迫态度对待我，登时造成了僵局。
还是那个第一号头脑比较健全些，性情比较和善些，他以缓和的口气说：“现在只有你们两个互相证明，你是不是叛徒，我们没有资格来判断，但是黎某是特务，我们却有充足的证明。”
我说：“老黎名义上是特务，这自然很容易证明，因为他的确奉党之命，参加了特务组织。但是他是白皮红心的特务，是为党工作的‘特务’。”
那个第二号以为抓到把柄了，他说：“你说他是红心白皮的特务，我们得到的证据，他却是红皮白心的共产党。”
我问：“何以见得？”
他说：“他的特务身份，就是由我们关在监狱里的大特务揭发出来的。他们说他们就是由黎某介绍参加特务组织的，并且在他的领导下做特务工作的。介绍人参加特务组织的人，怎么反倒不是货真价实的特务呢？”他说罢有相当的得意，以为这一下可把我夹住了。
我却说：“这很容易解释。老黎的确发展过特务，也领导特务进行一般性的特务工作。可是这都是经过党组织同意的。他不这样做，他能自我掩护，没有暴露达十年之久吗？有的人他不发展，别的特务也会发展的，与其如此，不如由他发展，受他控制和指挥，少做坏事更有利。”
那个一号似乎认为我说的有道理，但是他还不相信。他说：“我们怎么来证明他是白皮红心呢？你能提出第三者证明你说的是真话吗？”
我说：“这很容易。如果老黎是真牌特务，假牌共产党，他能把特务机关要进行大逮捕的黑名单，冒险送出来给我们吗？那可是二百多人的一个大黑名单呀，许多同志因此而逃脱了敌人的搜捕。这些那次脱险的人，现在都还在，而且可能大半都成了走资派，被圈起来了。我在这里显然不能给他们通风报信，你们可以去问一问他们，有没有这么一回事：1947年的6月1日前，他们得到我的通知，告诉他们已经上了黑名单了，特务马上就要来逮捕他们，限令他们立刻转移。他们奉命及时转移后，都没有事，而迟迟不走的人都出了事了。”
他们大概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便让我开列了约十个同志的名字和单位，他们去作调查。
这次外调算是收场了。过不多久，他们又来找我。这次可是客气得多。他们告诉我说，去找了那些党员，都说有那么一回事，他们还另外提供了一些证明。于是他们要我写一份材料，让他们拿走了。
1978年我到北京见到了老黎，他的问题已经解决，调回北京治好病后，被派到公安大学当党委副书记去了。